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處于世界經濟結構和秩序裂變期、內部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這四大階段特征是分析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歷史與國際方位，也是進行改革調整和宏觀調控的基本出發點，要以改革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處于世界經濟結構和秩序裂變期、內部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這四大階段特征是我們分析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歷史與國際方位，也是我們進行改革調整和宏觀調控的基本出發點。”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兼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表示，在四大階段特征的影響下，2019年中國宏觀經濟將面臨以下六大深層次問題和六大短期風險點。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課題組11月24日發布的《改革開放新征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報告預測：2019年，GDP增速為6.3%；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進出口實現基本平衡；全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
面臨六大深層次問題和六大風險點
劉元春代表課題組發布報告時指出，在四大階段特征背景下，2019年中國宏觀經濟將面臨六大深層次問題。
第一，外部環境短期不會出現明顯改善。第二，宏觀經濟對于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的長期依賴對今明兩年經濟走勢和長遠發展形成制約，可能會使宏觀調控政策陷于兩難境地。第三，不同區域、不同行業和不同類型企業的分化問題持續存在，影響經濟復蘇動力。第四，收入分配和房地產擠占等深層次結構性因素，制約消費增長并影響最終需求。第五，新舊動能轉換尚未完成，而新動能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第六，更為根本性地，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和三大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已經發生了變異。
“在四大階段特征和六大深層次問題背景下，2019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將面臨六大風險點的考驗。”劉元春表示。
第一，出現外部沖擊的風險。第二，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第三，房地產市場調整的相關經濟和金融風險。未來一段時期，房地產市場調整的風險加大，并可能成為影響我國經濟走向和金融體系穩定的關鍵因素。第四，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可能會暴露。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務隱性化已經達到一定程度，隨著明年財政收入增速的加快下滑、土地出讓金收入回落、創新項目爛尾工程和壞賬增多，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將顯著加大，局部風險可能會集中暴露。第五，民間投資和外商投資復蘇不可持續的風險。第六，失業壓力加大和就業質量下降的風險。
以改革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宏觀經濟政策
結合我國宏觀運行所處階段特征，針對明年經濟運行中的六大深層次問題和六大風險點，課題組提出以下幾大方面的政策建議。
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
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要以改革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中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劉元春進一步分析認為，“六穩”的核心在于“穩預期”，“穩預期”的核心在于“穩信心”，必須認識到“穩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穩定，不在于宏觀經濟政策隨著市場情緒進行簡單的寬松或定向性的幫扶，而在于市場主體對于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于我們在基礎性問題上進行了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公平競爭環境。
“穩增長”依然要定位于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周期性波動與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制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取6.3%左右的下限區間較為適宜。
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于“穩投資”。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穩金融”應當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不宜過度定義。
要充分重視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不同政策目標上的功能差異，同時充分考慮大改革與大調整時期各類政策傳遞機制的變異，防止宏觀政策錯配與宏觀政策合成謬誤的泛濫。
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考慮到2019年內憂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0%左右。
貨幣政策應當根據外部和內部環境變化及時作出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也要發生變化。建議2019年M2增速應當恢復到明年名義GDP增速的水平，達到9%—9.5%。
要持續高度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和相關風險，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的波動。
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促進創新創業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在新興產業、創新活動中的教訓，正視大規模創新創業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本。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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